杨文英：重视流行病学分析有助于糖尿病的防控

　　从糖尿病流行病学之父Kelly West教授的糖尿病流行创作，到中国轰动世界的大庆研究，再到目前中国在糖尿病流行病学所取得的成就，糖尿病在中国流行病学的变迁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又将会给我们的学科带来什么新的研究动向？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前主任委员、亚洲糖尿病学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代谢病中心主任杨文英在11月21日的2013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全国学术会议上，分享了她的流行病学研究经验。

　　流行病学远不止我们目前所理解

　　所有人群的研究都是流行病学范畴的研究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最早在古希腊语中代表“与人群有关的研究”，而在杨文英看来，只要是跟人群有关的研究，最终都会衍生到流行病学的研究范畴。针对目前大众甚至医务人员对流行病学的理解尚存在误区，杨文英纠正了流行病学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贡献。

　　事实上，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是研究防治疾病的具体措施，更应该是研究防治疾病的对策，以达到有效地控制或预防疾病，从而促进大众的健康。流行病学研究对象是人群，包括各型病人和健康人。主要包括研究疾病分布及影响分布的原因、研究疾病的流行因素和病因、分析疾病的自然史、对患病概率进行预测以及研究制订预防对策和措施。

　　“流行病学远不止是我们理解的、只是横断面的调查，它包括了对疾病谱的认识，描述了疾病的病程以及疾病的诊断，包括疾病的临床特点、易感因素和保护因素，另外可以确定疾病前期的状态以及综合征，实际上，还包括我们验证、所有干预措施的结果，因此，流行病学的研究绝不止是横断面的研究”，杨文英说道，她认为，真正的流行病学研究，在方法类型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观察型的研究，包括横断面的研究、回顾性的以及回顾前瞻性研究，包括实验性研究、临床研究，人群的干预研究等；另一部分是最后得到的证据，分析能解决疾病的诊断以及跟治疗、预防相关等的证据，可能给临床治疗指南提供线索。因此，她说：“我们所有人群的研究，都是流行病学范畴的研究，跟基础研究并列为两大研究，真正的流行病学研究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又是怎样的呢？杨文英举了一个例子，Kelly West教授在其编写的糖尿病流行病学书中，收集了大规模的糖尿病案例，集散了所有流行病的方法，为以后糖尿病的研究以及预防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正是因为他的贡献，糖被封为糖尿病流行病学之父。除此之外，杨文英还重点介绍了轰动世界的流行病学研究——大庆研究。

　　轰动世界的大庆流行病学研究

　　首次证明糖尿病可通过生活方式预防

　　大庆研究是一项大型国际合作糖尿病科研项目，研究发起者之一就是我国卓越的临床糖尿病学家潘孝仁教授。该研究显示，糖尿病高危人群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20年间有92%的人群会发生糖尿病，但接受为期仅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在20年后仍可降低糖尿病发生率43%。6年间，每6名接受了糖尿病前期干预的受试者中，就有1人在此后20年间可免于发生糖尿病。因此，大庆研究首次在全球范围，向全世界宣布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

　　14年后，研究者对曾经的大庆研究对象进行随访，发现14年前的生活方式干预仍能对受试者起作用。上述结果提示，生活方式干预对预防糖尿病的作用是长期且持久的，这不仅归功于强化干预期间血糖水平的有效降低，而且或许正是干预期间所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才使人们受益终身。1997年，杨文英带领的团队继续进行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即生活方式+药物干预研究，研究发现，如果单纯对照组每年糖尿病发病是11.6%，那么饮食生活方式运动组每年则下降到8.2%，而生活方式+药物组，两组下降跟对照组相比降低了80%，因此，生活方式+药物可以进一步干预糖尿病的发病，这一次，杨文英研究团队对糖尿病的防治做出了干预研究。她也因此提出了根据流行病学结果对糖尿病进行相关干预可以有效控制糖尿病。

　　提到目前中国的糖尿病现状，杨文英表示如果放任糖尿病的发展，不加以预防调控，中国社会将面临沉重的负担。1994年，潘孝仁教授带领中国19省市做过大规模人群调查。当年新增的20多万人口中，两步法OGTT筛查出来的糖尿病人数将近1600人，由此发现，除了传统的危险因素以外，在当时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发展跟患病是正相关的。这也提示当时的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做糖尿病预防，糖尿病人群会迅猛发展。该研究在1997年进一步提出经济起步对中国糖尿病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发展的速率，研究团队展望和预测2000年以后，中国糖尿病人群至少将增长至6000万以上。可惜的是，当时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受到关注。

　　事实上，根据2008年的调查，利用一步法OGTT筛查出来的中国糖尿病人群就已经高达9000万以上，验证了当时提出的经济变迁对糖尿病发病起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说法，也提醒我们要重视一步法OGTT对糖尿病筛查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糖尿病也有“中国国情”

　　需重视流行病学数据反馈

　　杨文英在会上举了不少糖尿病发病的相关因素，比如根据年龄对照研究，发现中年男性糖尿病前期率是17%左右；根据地区分布对比研究发现以轻度高血糖为标准划分糖尿病前期率，目前农村的发病远远不低于城市，甚至有稍高现象，这也提示我们，如果不尽早在农村实施预防措施，10年后农村的糖尿病人数增长将会非常迅速。

　　中国的糖尿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中国人普遍偏瘦，平均BMI是在25~26之间。如果以BMI为25作为糖尿病人群的筛查标准，目前的糖尿病率也已经高达7.6%。因此，杨文英提出，尽管肥胖是糖尿病重要因素，但在中国的非肥胖人群中，糖尿病率也并不低的，“这一点是值得研究的”，她在会上这样提出。

　　那么，中国人的胰岛分泌能力到底如何呢。杨文英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按年龄分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群胰岛素分泌能力也逐渐下降。这就部分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率增加。多因素分析后会发现，除了传统的年龄、家族、肥胖等危险因素以外，数据显示了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的糖尿病风险要高出29%、城市发病率比农村高，“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低教育文化人群也比高教育文化人群发病率高”，杨文英继续说道。

　　她在会上进一步肯定了糖尿病的流行病对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的慢性病防控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呼吁相关研究人员要重视中国目前糖尿病的大标本，争取为糖尿病的流行病学以及中国的糖尿病防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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